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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妨害民事诉讼强制措施适用中的六个问题

  发布时间:2014-08-26 10:26:39


    一、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意见)中适用拘传的情况。

    民事审判实践中,被告不到庭的情形很常见,如果是赡养、抚育、离婚这类家庭纠纷案件,法官无法缺席审理,虽然拘传是一项很重要的强制措施,但实践中很少采用,通常的做法是只能取消开庭,庭后设法找到被告,了解案情,征询被告对于原告诉讼请求的意见,形成笔录,然后再次送达开庭传票,如果被告在下一次开庭审理时仍拒不到庭,法官则依据该笔录和原告提供的证据做出裁判。

    理由是:

    ①适用程序过于严谨。民事诉讼法对于被拘传的被告规定要求经两次传唤,这就意味着审判人员需要组织两次排期开庭,由于目前各法院的审判资源较为紧张,两次排期开庭不仅仅浪费了司法资源,造成不必要的讼累,两次传唤被告有过于宽容被告之嫌,客观上纵容了被告动辄不到庭的行为,损害了审判效率,亦不利于维护法院的尊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对原告合法诉讼权利的侵害。

    ②申报程序过于复杂。虽然拘传报经院长批准后执行拘传的规定是出于谨慎适用拘传的初衷,但客观上复杂的程序加大了适用拘传的难度,由于现行法院组织法的规定,院长不但是一个法院的最高级别的审判人员,而且也是一个法院的最高级别的行政管理人员,一旦院长因法院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原因无法及时得到请示汇报进行批准,那么拘传在实践中往往是无法合法使用的。现行的执法环境就使得审判法官不得不在无法得到及时批准后放弃拘传措施。

    ③、“被告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情”衡量标准。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民诉》意见第112条规定,必须到庭的被告包括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情的被告。所谓查清案情,涉及到一个证明标准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没有明确规定,“无法查清案情”的规定具有模糊性,由于实践中对于相关证据能证实案件程度的理解上,不同人存在不同的认知差异,往往对采取拘传的该项前提条件不容易把握,实践中法官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干脆放弃采取拘传措施。

    建议:

    ①、把“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情的被告”改为必须到庭的被告;

    ②、取消两次的限制,修改为经传票传唤。

    ③适用拘传措施的申报措施修订为:应当由本案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提出意见并报请院长批准,院长不在的,由主管院长批准。

    二、《民诉法》修订后的罚款数额在实践中的操作。

    《民诉法》修订后对妨害民事诉讼的个人和单位罚款的数额上限进一步提高,体现了国家对妨害诉讼行为的制裁力度,但实践中由于罚款幅度弹性太大,法官如何具体操作则成为新的课题。建议在实施办法中增加实施罚款的相应参照标准,例如妨害民事行为的次数、情节、后果、造成的社会影响、对其他当事人侵害的后果以及结合受诉法院所在地的经济生活水平等。

    三、对罚款、拘留决定不服的申请复议救济的期限。

    《民诉法》修订后对罚款、拘留决定不服的,规定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但是,并没有规定申请复议的救济期限。建议:对罚款、拘留决定不服的,应参照对民事裁定书不服的救济途径措施,有权在罚款、拘留决定书送达之日起七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复议,如果属于拘留措施,被处罚人确实条件所限不能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的,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提交书面复议申请,做出决定的人民法院应该予以转交。

    四、单位妨害民事诉讼的,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施加司法建议的操作性。对单位有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民诉法》规定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对仍不履行的义务的,可以予以拘留。在实践中,单位在作出拒不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取证等行为时,是不是其主要负责人直接决定的,让具体承办法官很难把握,即使认定是主要负责人直接决定的,在对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进行罚款时,如果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没有被执行能力,也会使得这一惩罚措施流于形式。建议:单位在作出拒不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取证等行为时,不管是不是其主要负责人直接决定的,被罚款的对象就应该是单位,如果单位拒不履行罚款决定,就会明显确定直接责任人员,而采取进一步措施。《民诉法》对单位妨害民事诉讼的进行司法建议的规定不具有细致的操作性。理由是未明确司法建议向哪一个或者哪一级监察机关或者有关机关提出?也未明确该司法建议是否应当由监察机关或者有关机关向人民法院进行必要的回复。建议:对单位有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向该单位的上一级管理机关的监察机关或者该单位所在的县一级有关机关提出予以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收到司法建议的监察机关或者有关机关在二个月内就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作出书面答复,这样才会是《民诉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具有操作性,才更能体现人民法院的严肃性。

    五、关于恶意诉讼侵权、恶意诉讼逃避执行义务的强制措施。

    司法实践中,会有当事人为达到侵占他人财产的目的或者是为了逃避执行,与他人串通“炮制”一些“自我”诉讼,通过法院的判决,将他人应得的财产判给了“同伙”,这就是典型的虚假诉讼或恶意诉讼。《民事诉讼法》修订后,增加了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的强制措施,但该项规定过于笼统。

    建议:

    ①杜绝恶意诉讼侵权,首先规范立案监督,从立案条件上严格审查诉讼主体、起诉证据等要素,把好立案关,尤其对诉前调解的案件;

    ②是明确恶意诉讼侵权的主体,当事人本人、法定代理人、法定代表人、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转委托人及参与谋划恶意诉讼但未实际进入诉讼的相关责任人均应是可以构成恶意诉讼侵权的主体;

    ③,明确对审判人员参与恶意诉讼违法行为的监督;

    ④、加大对恶意诉讼当事人的处罚力度。对当事人一旦查明系恶意诉讼,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并视情节轻重对恶意诉讼人实行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对积极参与或唆使当事人进行恶意诉讼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应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按照单位妨害民事诉讼的规定处理,对该律师或法律工作者所在单位处以罚款,并视情节轻重建议司法部门给予吊销律师执照等处罚;因审理案件的法官贪污受贿、徇私枉法而导致的恶意诉讼侵权的,一旦查经属实,可由关纪律监察或检察部门依法处理;以上主体具有恶意诉讼行为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可按照构成诈骗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妨害作证罪等刑事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⑤支持受害人(国家、集体或个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或侵权损害赔偿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民诉法的新规定,也是《民诉法》实施意见中注重完善的制度;

    ⑥、赋予检察院加强对法院落实强制措施情况的监督,既不能使恶意诉讼人逃避追究,又要防止此项权利被滥用。

    六、不履行协助义务的有关单位适用强制措施。

    关于有关单位应当协助人民法院执行的具体各项义务,是法院在审理、执行阶段经常用到的一种司法手段,如《民诉法》规定的诉讼保全和诉前保全措施,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有协助人民法院冻结、划拨存款的措施,有关单位扣留、提取被执行人收入的措施,协助转交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或者票证的措施、协助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措施等等。

    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对有协助执行义务的有关单位不履行协助义务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在相关司法解释中作如下细化规定:

    ①有协助执行义务的有关单位本来就和被执行人有业务往来关系,有的怕惹麻烦,有的怕得罪人。出于以上心理,大多处在一种消极配合状态,不肯向法院提供有关证据,更不愿协助法院执行。这就要求司法解释明确法院在对被执行人是否有收入或者财产在有关单位尚未提取等问题上授予必要的调查取证权利;

    ②有协助义务的有关单位在收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被执行人收入的通知后,如擅自向被执行人或其他人支付,人民法院有权向其发出限期追回已支付收入通知书;如逾期仍未追回,应当裁定其在支付的数额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同时再可以依照民诉法等有关法律规定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

    ③有关单位确有尚未支付给被执行人的收入,而且实际有履行能力,但其既未向被执行人支付,又拒不协助人民法院扣留或提取,那么如果是尚未到期的债权,则可以等到期后再按到期债权程序执行;如果该债权已经到期,则应按照被执行人到期债权的执行程序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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